一個香港人的反思-香港典章制度

一個香港人的反思-香港典章制度
序言
九七回歸，香港幾經風浪，政府施政屢次失誤，民怨沸騰；民智閉塞，互耗資源，令東方之珠黯然失色。人民從往日自滿自大，目空一切；變得自怨自艾，妄自菲薄。我們真的比不上上海？我們會步日本後塵？香港正處於十字路口，何去何從，如何重拾信心，延續香港的奇蹟，正是刻不容緩之事。香港人必須深刻反省，尋找出路。生於斯，長於斯，作為香港的一份子，筆者坐言起行，嘗試運用所學知識，反思過去，迎戰將來。


香港典章制度
1842年鴉片戰爭，滿清戰敗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。香港的典章制度源自英國，一股保守右翼文化思潮—改革(Reform) ，即主流歐洲文化（如自由主義，公民社會）。在英國管治這一百五十多年間，香港的中國人學了源自英國的精英管治(elitism) 和習慣法(common law) ，以及源自美國的個人主義（individualism）及企業家精神（entrepreneurship）[1]。

主流歐洲文化源自中世紀神權和皇權被打破之後，經文藝復興，工業革命，啟蒙運動，美國獨立運動和法國大革命，轉化成現今「個體獨立自由，社會由下而上多元互動」文化[2]，承認人的局限，卻不斷挑戰人的局限，強調自我完善。其宇宙觀，終極本體仍是神，人衹能趨近上帝，不能代表上帝，代替上帝。而維繫這文化的，是典章制度（理念法則，廉潔政府，三權分立，公平公開遊戲規則），自省能力（言論自由，傳謀監督）和公民素質（思辨能力，仁愛，智能，勇氣）等三大支柱。香港因是英國的殖民地，無代價地接駁上這文化座標，然而，學不到十足，祗知其形，不知其義，使回歸之後，錯漏百出。


香港社會及政治制度形成和特質
從地理條件來看，香港擁有優良深水港，但缺乏自然資源，居民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品大部分依賴進口，同時與內地連接之道路網尚未完善。而當時輪船噸位仍小，在1840年代開埠初期，英國政府在香港實行自由港政策，允許商品自由進出，不收關稅，鼓勵商人把商品運到香港這個荒蕪小島。1848年後，香港不斷吸引世界各地的貨品、資金、技術和人才，隨著轉口貿易的發展，相關行業如航運、貨倉、通訊等也相繼興起[3]。而這種全天域開放，造就了香港的今日的成就，亞太區商品、資金和資訊交易和交流中心的形成。要維繫這種高度外向形經濟體系的生存空間，必須要一個可以保障交易之高度自由的制度，以現代政治學術語來說，即一個公平公開、高預測性的遊戲規則。

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英國殖民地的地位給予香港一張很好的保護傘，使香港成為一個逃避動盪的避難所。香港是一個百份百高流動性移民社會，從抗日戰爭，國共內戰，文革到八十年代初取消抵壘政策為止，內地難民紛紛逃到香港。到八十年代，有近一半港人不是在香港出生的[4]。借來的地方，借來的時間，加上「過客心態」的移民，這一人口結構對香港的社會制度，與日後經濟發展，產生深遠影響。

四九年共產黨解放中國大陸之後，實行社會主義，將私營企業國有化，一批上海和廣東的商人，紛紛挾著資本和技術逃到香港，當中大部份是從事紡織及製衣。加上大量因逃避共產黨統治而逃到香港的難民，為紡織及製衣業這類勞工密集行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。使香港於五十年代中後期，紡織及製衣業成為帶動香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。根據統計資料顯示，從六零年到七零年紡織及成衣商品佔香港出口百分之四十五或以上[5]。三反五反和文革時期，香港又接濟國內同鄉。到越戰期間，香港因為是英國殖民地，是美軍臨去越南之前或度假常到之處，即是蘇絲黃年代。七十年代末，中國開放改革，土地，人工相對香港便宜，港商把工廠北移，國內成為港商生產基地，如此同時，亦因為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，香港為海峽兩岸的中介人，轉口貿易因而蓬勃起來。

總括來說，由於香港的人口具高度流動性，以及大量擁有「過客心態」的住民，他們對香港沒有歸屬感，又缺乏安全感，沒有想過以香港為家，對將來沒有期望，形成一種祗追求短期經濟利益，講求現實的實用主義。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」，「同桌食飯，各自修行」，「誰沒欠了誰」本身正是香港意識的反映，更是一般香港人的生活座佑銘[6]。「過客心態」雖自七十年代中期有所轉變，但筆者認為，「過客心態」依然植根於普遍港人心中。

除此之外，香港社會經濟階層即是社會階層[7]，社會每每以賺錢多寡來評價人的本領高低，傅謀往往介紹成功人仕，大都是宣傳他駕名車，住大屋，如何在最短時間內賺第一桶金。李嘉誠是很多香港人心目中偶像更是鐵証。殖民地時代，匯豐銀行大班，怡和大班必是行政局成員。在回歸後，商界代表穩坐行政會議位置和立法會功能議席。政府在重大決策時，大財團利益必被充分照顧。法定機構如機場管理局，藝術發展局，必有商界代表。

英治時期，為方便管治，不鼓勵獨立思考，祗從器用角度思考，社會只培訓技術人員，或單一專業技能人士，如會計師，醫生。我們有出色的執行人員，卻沒有出色的決策者。政府從來沒有政策研究的習慣，民間政策研究因資源不足而發展不前。教育政策上，港英政府「配合」香港人過客心態，不鼓吹愛國(中國或英國)教育，不鼓吹以香港為家，不鼓勵甚至間接鼓勵港人篾視文史哲。使維繫香港典章制度的公民素質中之思辨能力受到局限，仁愛和勇氣得不到孕肓，社會自省能力出現問題。

政治上港英政府實行畸型商人政治，他們霸佔政治位置，各謀其利，不會主動提出有利香港長遠發展方案，只是幫閑、幫兇、但不幫忙[8]，更不會犧牲短期私利以換取遠期利益，不會主動對公益文化藝術事業作出有視野承擔和支持。香港只有財閥，沒有現代資本家。現代資本家發財立品並重，獎勵文教，主動參政，為社會出謀獻策，願意犧牲短期私利以換取社會持續發展，遠期私利[9]。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資本家的表現，值得香港商界朋友三思。

在管治香港一百多年間，英國留給香港最寶貴資產，乃現代化典章制度，公平公開遊戲規則，法治，廉潔政府，言論自由。但現代化典章制度背後理念及如何維持和完善，英國人沒有傳授給我們；回歸前留下的短暫不全面的民主政治，在中國政府和香港商政既得利益者反對下，沒有加以鞏固和理論化，典章制度有崩潰迹象。香港住民過客心態令社會自省能力得不到健康發展，香港長遠發展受到阻礙。


結語
香港已不再是英國殖民地，中國已不再封閉，香港在過去賴以成功之因素，祗剩下現代化典章制度。香港擁有現在的特殊地位，正因為我們的我們典章制度之優勢，我們必須惡補其背後理念並加以完善，帶領中國走上富盛之路。

反思系列一之三 (完成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)


[1] 陳雲，〈香港的典章制度如何傳承？— 辨正香港與大陸的文化衝突〉，《信報》，二零零零年

[2] 洪清田，〈前言: 香港第一次本土的中國文化論戰〉，《天書 Impossible 論香港的中國文化教育》，青文書屋，二零零零年，頁xxiii - xxv
[3] 陳介英，〈來來去去，生生不息—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特質〉，《香港：文明的延續與斷裂? 》，聯經，一九九七年，頁120
[4] 陳介英，〈來來去去，生生不息—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特質〉，《香港：文明的延續與斷裂? 》，聯經，一九九七年，頁124
[5] 陳介英，〈來來去去，生生不息—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特質〉，《香港：文明的延續與斷裂? 》，聯經，一九九七年，頁131，表七

[6] 呂大樂，〈香港故事—「香港意識」的歷史發展〉，《香港：文明的延續與斷裂? 》，聯經，一九九七年，頁2
[7]陳介英，〈來來去去，生生不息—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特質〉，《香港：文明的延續與斷裂? 》，聯經，一九九七年，頁136

[8]陳雲，〈以黃老之學，觀香港大勢〉，《信報》，二OOO年九月二十一日
[9]陳雲，〈網絡狂潮與新資本家風範〉，《信報》，二OOO年二月二十四日